□ 李永松

宾川古镇州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明、清至民国年间一直是宾川州、宾川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承载着宾川的历史文化。现今的宾川州城不仅保留着众多文物古迹，而且州城的部分墙砖上还镌刻着让人十分感兴趣的铭文。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针对云南与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条件迥异、山川雄险、民族复杂、部族繁多等特点，制定了“新附州城，悉署衙门，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拨之计”的策略，屯留大量军队和迁移内地汉族移民充实云南，并在重要的军政城镇建立卫所、修筑御城、环城屯田等各项重要措施，进而控制全省，统辖各地，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由此，明王朝先后在大理地区设置大理卫、洱海卫和蒙化卫，并于明弘治七年（1494年），在宾川设大罗卫所，筑“周围六百七十九丈，四门，东曰迎晖，西曰西成，南曰永安，北曰柔远”的大罗城，又名州城。初建时，城坐东向西，为四方形，城墙周长2000米，高5米，宽2.3米，共有垛口1020个，外层砖砌，开四门，城门上建楼，南北二门外各有月城，城四角各有角楼。清、民国时期对其进行过局部维修。

为满足当时建造州城城墙的需要，宾川周边的部分地区以及州城附近的官窑或民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烧制基本规格长为40、宽17、高10厘米左右，重约14公斤的大型城墙砖，然后各地将烧好的城墙砖运抵州城。经验收官员严格验收后，凡合格的就转运到各工地备用。为明确责任，确保质量，避免粗制滥造，朝廷规定各地烧制的城墙砖侧面或端面都得按规定内容刻印铭文。

目前已知的宾川州城墙砖上的铭文由不同字数、不同产地、不同内容、不同时代的“澜沧造”“委官吴”“赵州”“曹”“魏”“太”“咸丰二十年知州造”等字组成。这些位于墙砖端面，内容比较单一和简单的铭文皆为阳字，字体为楷体，而且各组铭文字的大小也不一样。其中，最大的字高6厘米、宽5.5厘米，最小的字高4厘米、宽3.5厘米。这些墙砖的铭文内容，以记名式为主，如“澜沧造”和“赵州”是记造砖地区的名称，而“委官吴”“曹”“魏”“太”以及“咸丰二十年知州造”则专记城砖制造作坊老板或窑匠的姓氏以及监制人的官职。

就宾川州城城墙铭文砖的制作过程而言，从现有的城砖铭文来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州城墙砖铭文制作中最常用又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它是在制作墙砖砖坯的模板上预先按需要的铭文内容，用雕刻工具分别刻画成“阳”字，然后由制砖工匠在制作砖坯的同时用铭文模板压制后入窑内焙烧而成，如“澜沧造”“委官吴”“赵州”“曹”“太”等城砖铭文大多是先书写、刻模，然后模印于城砖坯上，再批量烧制而成。另一种是选用一块专制的印章式印版，待砖坯制成出模时，用预先刻制的专制铭文印版把铭文压制在砖坯上，经焙烧后即成。这种方法制作的铭文相对较少，目前发现的仅有“魏”和“咸丰二十年知州造”两种铭文城砖。

楷体字是宾川州城城砖铭文的主体字。这些字体结构严谨、布局均匀、线条工整，质朴无华，在点划的形态与组合上显现出理性的控制。由于这些墙砖上的铭文都是由当时参与劳动实践的民间下层书吏及具有一定书写技能的工匠所作，因此他们在从事艺术的活动中，更多地凭直觉、凭淳朴的情感去追求和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其艺术语言真挚坦率，更接近自然，具有独到的风格和一定的书法艺术价值，算得上宾川古代难得的民间书法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