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苑茶事石碣题记

建瓯，为古建州府治所在地，境内群峰益秀、万壑流清，自古便是产茶之地。陆羽曾在《茶经》中称赞建州茶“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在这里孕育的北苑茶，进贡6朝42帝458年，268位文人士大夫、38位宰辅为之创作诗歌词曲上千首，推动了茶叶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向“琴棋书画诗酒茶”的华丽转身，成为中国茶文化史上最耀眼的明珠之一，帝王贵胄、文人骚客、真人释子竞相宠爱，北苑茶的忠实粉丝宋徽宗以至尊之身为其写下《大观茶论》，盛赞：“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

天成北苑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历史记载，周代以前，巴蜀地区已经开始了茶树的人工栽培。其后，茶由南向北从巴蜀至中原，又由北向南从中原到闽浙，伴随着东方文明一道成长，历经沧海桑田，日渐成为“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的盛世国饮。

“物之发也，固自有时”。同气候变化影响王朝更迭一样，唐宋之交的“小冰期”也深深影响着北苑茶的发展。唐末宋初气候由温暖转向湿冷，江浙一带茶树生长时间逐渐推迟，大唐贡茶院已无法及时完成贡茶的生产，惊蛰即可发芽的北苑茶逐步取代阳羡、顾渚等江浙贡茶，贡茶制作中心南移至更加温暖的福建建州。

《东溪试茶录》记载“今北苑焙，风气亦殊。先春朝隮常雨，霁则雾露昏蒸”。北苑茶芽经云雾浸染，得以充分吸收漫射光，使内含物质丰富而平衡，符合高山云雾出好茶的特点。北苑茶生长于风化、砂砾土壤，或出于“断崖缺石”、或出于“高土决地”、或出于“土赤多石”之间，加上“其阳多银铜、其阴孕铅铁”，土壤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符合《茶经》中“上者生烂石”的特质。北苑地势“峻极回环，势绝如瓯”，崖必阳、圃必阴，有生在高远先阳者、有生在岭根流泉者，符合茶叶“宜高山之阴、喜日阳之早”的特征。天时与地利的碰撞，孕育了北苑茶“味远而力厚”的优越品质。

与此同时，唐末黄巢之乱，继中原士族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之后，北方人第二次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带入福建，特别是在唐代就以制茶闻名天下的河南光州人南徙建州，在建溪遍植茶树、建设茶焙、广招茶工，为北苑登峰造极储备了充足的“人才”。《闽书》记载，闽国龙启年间，光州第三代移民张廷晖将北苑凤凰山周围三十里的核心茶园献给闽国政权，北苑正式完成从民间到官方的转变，张廷晖也因献茶有功被封为阁门使，追封累加“效灵润物广佑侯”，直至进封“济世公”，被民间尊为“茶神”。张廷晖之妻范氏也被加封为“协济夫人”。

在承唐启宋的过程中，北苑先造研膏、继造蜡面、再造龙凤团茶，直至“名冠天下”。公元946年，南唐军攻破建州，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接续派遣官员赴建州北苑制茶，每年新春乘着快马向中原朝廷进贡。《韵语阳秋》记载：“自建茶入贡，阳羡不复研膏”，北苑在南唐李氏的手中彻底打败前朝贡茶、声名鹊起，逐渐走向中国茶文化的巅峰。

有宋一代，北苑茶盛极一时。据《宣和北苑贡茶录》载，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逐渐确立了北苑茶“国饮”的崇高地位。朝廷对北苑茶的大力提倡，以及丁谓、蔡襄等督茶官员的登阁拜相，不断刺激着历任福建路转运使督造北苑茶的热情，从龙凤团茶到瑞云翔龙、从万寿龙芽到龙园胜雪……北苑茶始终秉持“择之必精，濯之必洁，蒸之必香，火之必良”的精工细作，其中浸润的闽人工匠精神，如炬火一般点燃了古代建州1336座茶焙，亦点亮了中国古代茶文化的浩瀚星空。

诗画北苑

北苑茶久负盛名，古时爱之者众，颂咏者多。上自“天子”著书立说，下至百姓斗茶茗战，同时文人雅士也将高雅的情趣寄托于点一盏北苑风华，为之写诗撰文、作书绘画，成就了那个用玉水注、用黄金碾、用细绢筛、用兔毫盏来细品北苑茶的精致时代，茶香与墨香交织，晕染出一幅独具风雅的宋式画卷。

区别于早期的羹饮法、唐代的煎茶法以及明代之后的泡茶法，宋人以北苑茶为载体，将茶末置于茶盏，以茶瓶注汤点啜，称为点茶，实现了饮茶方式从“唐煎”到“宋点”的革命性转变，点茶一跃成为宋人四雅（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网红顶流。据《延福宫曲宴记》记载，一生酷爱北苑茶的宋徽宗，就曾亲自注汤击拂，点试“龙凤团饼”，并分赐群臣。他还研究北苑茶学，写下《大观茶论》，成为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为茶叶写书的皇帝。

茶风既开，上行下效，文人士大夫们纷纷“点赞”“关注”北苑茶。翻开历史的册页，与北苑茶相关的诗、词、书、歌、谜、画等层见迭出，从北苑茶的起源、过程、纲次、品种到官焙、私焙、地貌、茶性、点茶等均有涉猎，事无巨细，皆所论及，蔚为大观。据统计，在宋代有目可考的茶学专著25篇，其中北苑茶学专著就占了19篇，数量之巨，名家之齐，声誉之高，绝无仅有。

汴梁城内，宣德门朱漆铜瓦；垂拱殿前，大玉川疏星皎月。展开宋徽宗的《文会图》，池畔园苑、茂林修竹之间，文人雅士围坐案旁，或持盏交谈、或微醺独坐、或抱琴歌咏，饮宴的潇洒、寒暄的惬意、分茶的优雅，一一跃然纸上，好不生动。

透过书画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宋人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的步骤，使北苑茶性的空灵淡泊与文人理想中的返璞归真、恬淡超脱、自适潇洒的意趣完美融合，进而构建出“清、和、澹、静”的茶道精神。苏东坡于惠山烹点“小团月”，在流连江南中澡雪精神；陆放翁奉旨回京、客马京华，在政治旋涡中也不忘“晴窗细乳戏分茶”；秦少游游历江湖、著书校稿，在偶有闲暇间也要“午瓯初试一团花”……诸般风雅与清欢都点映于一盏盏茶汤之中，是得意时的潇洒、是失意时的坦然、是“入世”的进取，亦是“出世”的豁达。

使者北苑

北苑茶事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深深影响着人民的文化生活。它曾摆上南唐李煜金陵的御案，躲进荣西禅师东归的渡船，进入汴京宫廷皇帝的进盏，沿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随着海丝之路远渡重洋，以其特殊的历史符号，绘就“北苑”的传奇篇章。

人与茶相伴，有多么遥远的路途，就有多么传奇的故事。北宋奉行“以茶治边”策略，朝廷设立茶马司，通过出售普通茶叶换取马匹充实军备，而北苑则被赋予了更为神圣的外交使命。

有宋一朝，外国使臣入宋，都由皇帝传旨宣抚，赐北苑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载，金国曾派使臣高庆裔等出使北宋，宋徽宗“屡差贵臣主宴”并亲手调膏赐茶。待使者辞别之日，仍然加赐龙凤团茶以显对使者尊重。

除此之外，契丹、日本、高丽等王室贵族无不以得到北苑茶为荣。《契丹国志》记载“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契丹人不但以饮茶为雅事，更是非龙凤团茶不用，甚至还专门派出人员到宋国学习茶器制作技艺。

南宋时期，年轻的日本禅师荣西两度入宋、渡海求法，登天台山、上万年寺，参禅悟道、拈花点茶，回国时带回了中国的茶籽和茶文化，撰写了《吃茶养生记》，成为日本茶道的鼻祖滥觞。从天台山浮海至日本的航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茶叶之路”。几百年后，“日本茶圣”千利休以宋代“点茶”技艺为基础，借鉴宋徽宗“清、和、澹、静”的茶道思想，将“侘寂”的审美理念与茶道相融合，删繁就简、抱朴守一，开创了“和、敬、清、寂”的日本茶道。时光荏苒，千年后的1995年，日本茶道专家、东京博物馆次长林屋晴三，不远万里奔赴北苑朝圣。当见到屹立千年的北苑摩崖石刻时，他仿佛梦回两宋，双膝跪地、敬献清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奏响了“风月同天”的文化交响，彰显了“茶和天下”的精神价值。

打开《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山川异域的朝鲜半岛，高丽的王族、百官、商贾、百姓“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无不倾心于北苑，沉醉于北苑的极致美学中。高丽松广寺第七代主持园鉴在得到北苑“曾坑”新焙的新茶后，在《谢金藏大禅惠新茶》中感慨：“平生只见膏油面，喜得曾坑一掬春”。特别是随着《朱子家礼》《百丈清规》等经典传入朝鲜，高丽人民承袭风雅，把种茶、饮茶与礼仪、文化结合起来，萌生了“和、敬、俭、真”的茶礼宗旨，北苑在朝鲜流变，诞生了独具魅力的茶叶传奇。

认识北苑茶，应与茶叶历史、诗歌词曲和文化传播结合在一起，看那煌煌盛唐和熠熠赵宋，使茶登上大雅之堂又飞入百姓之家，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人与茶的关系不断凝结为一个个崭新的故事，挥毫泼墨写就“南方嘉木”的传奇篇章。（来源：闽北日报?作者：秋歌）